“老李杠杆配资，你说咱们这批人里，谁能在明年胸口挂四颗星？”——1934年12月，南京中山陵旁的半山招待所里，两位从北伐打到潼关的旧相识边喝茶边低声打趣。那时，一份名叫《上将任官施行条例》的文件刚刚在军政部流传，外界只知道将要评衔，却没人弄清游戏规则。
条例真正付诸实施是1935年春天。4月，国民政府公布第一批陆军一级上将名单，一共八人。既有北伐名将何应钦，也有泰山隐士，还有靠着“广东王”名头起家的陈济棠。名单一出，议论不绝：凭什么刘湘、龙云这些手握省防军权的大佬只能拿二级？凭什么冯玉祥、朱培德连一个团都调不动却能跻身一流？问题抛开表面，答案其实写在两条硬指标里。
先说背景。民国初年军衔制度混乱，上将满天飞，旅长敢自封少将，军阀会议上四五颗星同桌吃饭毫不稀奇。蒋介石要整顿军权，第一步就是让“星星”值钱，于是限定一级上将名额，原则上“缺一补一”，再也不搞一窝蜂。
那么，怎样才算具备候选资格？硬指标之一——北伐主帅身份。1926年第一次北伐出征时，八个军长自动封上将；1928年第二次北伐扩编为四大集团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地位更高。两次北伐，如果没担任过军长或集团军主官，直接出局。刘湘、龙云虽然自称“割据一方”，但他们在北伐期间要么观望要么敷衍，功劳簿上写不满一行字，想拿一级上将纯属痴心妄想。
再来看指标之二——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1932年洛阳会议重组军委会，这个机构相当于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机关，没有委员头衔，再大的部队也只是“地方势力”。陈诚、白崇禧当时虽有兵权，可委员席位尚未捞到；而冯玉祥、朱培德虽然成了光杆，却早早挂名委员。于是出现有趣场景：一边是驻川行营的刘湘，拥兵二十万，却未进军委会；另一边是泰山脚下的冯玉祥，手里连步枪都不剩几支，却占据委员头衔，两条硬指标全中，自然而然升入一级。
有人质疑军龄。唐生智自湘军起家，当兵三十多年；张学良上阵不到十五年，却同列一级。其实军龄在评衔时根本不计分，北伐职务与军委资格才是唯一通道。蒋介石既要保证制度严肃，又要兼顾区域均衡，于是八个一级上将分别代表黄埔、晋绥、西北、东北、桂系、湘系、滇系、粤系，名额用完，其他人再红也只能排队。
值得一提的是，新制度还暗藏一道保险栓：一级上将一旦病故、褫夺或退役，才能从二级里递补。朱培德1937年病逝，位置空出，程潜凭参谋总长身份向上走一步；张学良1945年因“西安事变”后续被褫夺军衔，白崇禧顶上；1947年冯玉祥宣布退役，陈诚再补缺。整个抗战与内战期间，一级上将总数始终控制在十名以内，“含金量”由此稳固。
回看当年那份首批名单，每个人的履历都能对上这两条硬指标——
何应钦：北伐第一军军长兼军委委员，黄埔嫡系坐稳。李宗仁：第七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军委常委，桂系标杆。
唐生智：北伐第八军军长，后任军委厅长，湘军代表。朱培德：北伐第三军军长，长期军委高层，滇系仅存元老。冯玉祥：北伐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军委副委员长，西北军象征。
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军委常委，山西“土皇帝”。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宣告东北“易帜”，身兼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陈济棠：虽在北伐时只是师长，但1935年任西南分会委员长，军委委员身份补齐短板，让粤军面子过关。
至此，军龄、军职、军权全被抛到一边，真正决定能否“混成”一级上将的，就是“北伐主帅”“军委委员”两张门票。没有北伐资历，资格栏直接划掉；没有军委席位，政治地位不够。两条都占，哪怕是“寓公”也能升星；两条都缺，哪怕兵强马壮也只能干瞪眼。
遗憾的是，制度虽严谨，却难挡时代巨浪。1949年渡江之后，旧军衔体系化作历史档案，一级上将肩章尘封军需仓库。那年秋天，老兵闲聊时又提起当年对话：“要是没赶上北伐，怕是再苦练二十年也混不上那四颗星。”旁人一笑，茶凉人散，一段关于硬指标的权力规则随风而去。
泰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