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的真正价值在于助推知识创新。进一步强调田野调查的知识建构功能，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背景下，围绕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反思也日益深入，其主线就在于如何提升田野调查的方法自觉意识，从而超越田野个案、实现理论创新、构建知识体系。
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在社会快速变化与深度转型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已采用这一方法，对诸多主题、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数量宏大、类型丰富的调查研究，为知识创新积累了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如果说田野调查得到的各种“故事”是学术研究的燃料，那么，研究者本人的理论思考则是点燃这堆燃料的火花。不超越“讲故事”这一门槛，不能从独特个案中挖掘普遍知识、进行学理建构，就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理论飞跃，从而呈现出思维火花的最美姿态。即便这些资料本身已足够因其生动性和新颖性而吸引他人，如若研究者自身不能从细节中抽离，甘于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态，仅止于讲故事而未能进行系统性的学理阐发，就易陷入此前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擅长细节深描，拙于理论提升”的窠臼。
更重要的是，一旦研究者沉浸于个案细节，却未能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展开有效对话，从而更新人们对特定现象的理论认识，那就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初心与使命。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任何观察与描述，实质上都包含特定的认知建构过程，其根本目标在于揭示超越具体事实本身的更广泛和普遍的关联性。
这是研究者与普通观察者在看待社会现象时的本质区别：前者总是在从事一种具有职业使命感的智识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以无损的镜面复现社会中生成的各类现象，也不在于对这些现象做出某种情绪化的感叹，而在于通过特定的理论镜像，去洞察和把握繁杂现象之中蕴藏的某种规律特征和价值内涵，并依据这种抽象把握得到的确定性知识来指导未来的实践。
国内诸多研究者已明确意识到田野调查研究存在的这一弊端。为此，他们从方法论层面明确指出，案例研究的目标不应止于经验描述，而应重在“从故事到知识”，研究者应在描述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在与既有理论和成说进行比较和对话的基础上，力争提出新见解、提炼新概念、创造新理论，从而实现一个真正源于田野、高于田野，并最终回归田野的知识演进过程。
在这方面，费孝通等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榜样。如他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心态秩序”等概念，正是在对近代以来乡土中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进行深入、系统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严谨的理论思考并以生动自然的语言提炼出来的，至今仍启发着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基于这些概念对各类新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体现出原创概念的持久生命力。
近年来，社会科学界涌现出“将心比心”“家国同构”“‘家’作为方法”等原创性提法，充分反映了新一代研究者不断萌发的方法论自觉意识。这正是对中国田野调查研究中既有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发扬。这种立场还需要得到更为坚决和全面的贯彻。此外，还需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在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与国外相关知识与理论平等对话，用田野调查获得的丰富案例讲好中国道理的独到一面，最终形成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类具有独特性和独创性的创新性实践，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最为鲜活、最为生动的实践素材。只有以更高强度的方法自觉意识对本土素材、原创经验、独特现象进行创造性、系统性的学理加工，才能最终形成既能解释中国社会、又能与世界对话的理论知识。这一过程不仅依赖学者个体的持续努力，更需要学术共同体的系统支持，从而使田野调查研究更好地助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吕小康，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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